最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看到一场特展，是法国印象派的作品，以雷诺阿、莫奈、毕加索、塞尚为主。更多人不是在欣赏作品，而是掏出手机跟名画合影，发个朋友圈，证明自己有“到此一游”。想要深入了解作品美学价值和时代属性的，确实寥寥。这一点与西方传统的博物馆亲和力完全不同。博物馆的民众文化差异导致人与艺术沟通的不对等，而经过了自幼形成的艺术氛围熏陶的西方人，是可以坐下来细数某种艺术现象或大师风格，同时保有独立思考的，比如在中荷原生艺术展现场，与荷兰驻沪总领事艾小安女士的沟通中，会发现她对于鲁本斯和梵高是非常了解的，甚至让人误以为她是专业的研究学者，其实她只是具有了一种社会高端人才应有的文学素养。这不是个别现象，是在西方比较普遍的。而我们对于很多艺术家的认知还停留在非常浅薄的基础上，是一种缺失。多问问自己在一次博物馆文化洗礼之后，究竟得到了什么，是值得每一个观者思考的问题。
正确引导观众进行文化消费，做起来比说起来难得多。美国和欧洲很多博物馆，是禁止拍照的，观者可以更专注地欣赏展品，感受艺术的魅力。相比而言，我们在展览设计上更偏重突出一些符号式的特写，以及设计拍照区让大家留念，拍完照顺便买点衍生品。以文化、娱乐型消费模式虽然更有利于传播，也可以吸引到年轻人在当下更关注博物馆美术馆，与艺术产业发生更多碰撞互动，但并非一种正向的引导和运营模式。也会导致我们形成一种较为粗浅的文化引导。一旦过度哗众取宠，博物馆就会走向令人担忧的不可控的未来。淡忘经济消费，更加注重文化和心理消费。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我们教育体制的变化，教育大纲列出了让中小学生更广泛接触课本以外的社会、历史、文化观摩体验的内容，包括接触少年宫、博物馆、训练营等方面的活动。这是政府引导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培养需要过程，要做到总书记所说的“文化自强 文化自信”仍需时日，需要长期的政府引导和民众向往，从各个环节一起努力。
中华艺术宫的巨幅流动版《清明上河图》，在将近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人潮涌动，几乎所有文化层次的观众都愿意走进去，感受这种震撼。我认为这源于展厅提供了历史的厚重感，以及当下人所能接受的兴趣点。唯有把二者结合，博物馆的价值才得以实现甚至放大。可以说，中华艺术宫里面《清明上河图》展厅的这种高水平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它选取了中国最优秀的遗产佳作，北宋首都繁华的市井生活以现代技术手段还原再现，提高了人们的观赏兴趣和观赏的延伸——黑夜白天不同灯光下的景观效果同样精美，非常成功。在国外，除了一些当代艺术展作品本身使用，其实博物馆不太运用科技，大多数都是非常传统而保守的，科技是双刃剑，不要做过犹不及的事，运用得高级才是关键。在当下，国家支持文化事业，前瞻高度都不是问题，博物馆执行层面的决策者能力和水平才是最重要的。这会决定博物馆的定位和运营方式。一个博物馆专家或文化学者背景同时又具备商业头脑的运营者是理想的选择，纯粹的行政管理人员或商人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作为高端文化的前沿阵地，博物馆的文化引导作用远远大于其商业开发意义，一旦把经济利益放到第一位，会影响到博物馆的生态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