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中国广告》杂志第4 期，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论广告设计的创意》，该文的许多观点被引入了《中国当代广告史》这本书中。这是我与《中国广告》杂志第一次结缘，这一年正好是我涉足广告业的开始。
2011 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另类创意书——《走吧走吧，我们出轨去：袁洁平对创意的胡言乱语》。这本书在 2011 年的上海书展上，获得电子书销售排行榜第四名的成绩，获得了普遍好评，几所大学开始邀我讲课。青岛科技大学梁克珊教授还专门撰文《“出轨去”的巧妙》，感叹：一个职业广告人，所思所书，竟然比一个教师还来得专业、还到位，老师干嘛去了？
同年，我给当时的《中国广告》杂志总编张惠辛老师寄送了这本书， 得到了他的肯定。在张惠辛老师及另一位老师的推荐下，我加入了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开始了我在学术领域的探索，连续 3 年写了《浅析“王老吉”品牌争议成因及预防》《广告道德：品牌发展的脊梁》《移动·互动·广告·营销》等文章，并入编业界 3 部学术专著。
时隔 20 年， 也就是 2012 年， 我在《中国广告》杂志第 1 期上，发表了我的第二篇文章：《死了也要改变世界：〈史蒂夫·乔布斯传〉立体营销全程揭秘》，这篇文章占了杂志4 个页面，足有近万字，深度解析了这本书的营销秘密。
2013 年，《中国广告》杂志第6 期， 又发表了我的另一篇揭秘文章《〈致青春〉全媒体营销揭秘》。
2013 年底，我发现，微信作为社交新媒体，在中国广告界竟没有一个行业微信群，作为一个广告人，应该是社交新媒体运用的带头人，于是我斗胆组建了一个群，称为“中国广告学术群”，得到了很多专家的热烈响应，群人数逐渐达到 80 多人，委员们在群内讨论学术问题非常热情， 见此情景，我将情况与张惠辛总编做了汇报，建议在《中国广告》杂志开辟“中国广告学术沙龙”专栏，得到了张总编的全力支持。
2014 年 1 月 8 日，《中国广告》杂志社在其官网——“中国广告 AD 网”上开辟了“中国广告学术沙龙” 专栏，沙龙由本人在微信群——“中国广告学术群”主持，提出热点话题后，由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组成的群员，在“中国广告学术群” 随机作出即时交流，自由发表各自的观点，先后讨论了“户外大牌会死掉吗？”“互联网猎食了谁”等话题， 沙龙内容在中国广告官网上的“中国广告学术沙龙”栏目直接发布，为活跃中国广告学术交流，开辟了一个新窗口。
2014 年初，正值王老吉与加多宝两家饮料巨头为了“怕上火”广告语吵翻天的时候，我写了一篇 6000 多字的文章《论“怕上火”广告语之法律关系》，在《中国广告》杂志社官网发表后，引起了几十家媒体的转载，一下成为热点文章，《中国广告》杂志第 5 期刊载了全文。其后世界杯期间，我又写了一篇《“世界杯” 品牌营销新模式——把球迷打造成懒汉》，刊于当年的《中国广告》杂志第 7 期上。
2015 年 3 月，我受邀与《中国广告》杂志总编张惠辛一起担任中国新广告评委。
2015 年 5 月，我因为受邀为某国际组织代表，参展意大利米兰世博会。在这天时地利人和的场合，我以记者的敏锐性，感觉这是一个报道米兰世博会盛况不可多得的契机，我向张总编汇报了我的想法，他即决定我以《中国广告》杂志社特约记者的身份，写出我对米兰世博会的所思所想。于是，我以独到的视角，在一周多时间内，连续写出了《米兰世博会印象： 谁在用心做广告？》《米兰世博会印象：中国品牌在哪里？》《米兰世博会印象：万科馆缘何门可罗雀？》《米兰世博会印象：浅析可口可乐馆如何营销》《米兰世博会广告印象：平面广告赏析》《米兰世博会广告印象： 文字制作赏析》6 篇稿子，在《中国广告》杂志官网及公众号上连续发表， “掌上世博平台”及“可口可乐”官方公众号转发了《米兰世博会印象： 浅析可口可乐馆如何营销》这篇文章。随后，这 6 篇文章集合成一篇 15000 多字的长文：《米兰世博会印象（一）》， 以 7 个页面在《中国广告》杂志刊发， 成为国内广告界了解米兰世博会的一个窗口。
2016 年，我与《中国广告》杂志开始紧密合作，年初，我受邀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由《中国广告》杂志社举办的“2016 第十五届中国广告与品牌大会”。
由于我撰写文章的热情与数量， 我被《中国广告》杂志聘为特约撰稿人，这也激发了我更大的写作热情， 2016 年共写了 12 篇文章，都在公众号或网站上发表，其中 6 篇发表在杂志上，有一篇15000 字的重头文章《论“时事性文章”是网络转载之坑》， 占了 7 个版面，引起网络媒体的广泛关注，这篇文章在《中国广告》公众号上阅读点击量也达到了 8688 人次。在这年，我写出了《中国广告》公众号点击量较高的一篇文章《〈非诚勿扰〉与商标抢注制》，这篇文章阅读点击量达到了创纪录的 1.9 万人次，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从papi 酱到薛之谦看 2016 网红营销新趋势》，阅读点击量也达到了 1.2 万人次之多。
2017 年，我共在《中国广告》官网及公众号发表了 7 篇文章，《中国广告》杂志发表了 4 篇文章，其中《从“中国品牌日”到央视“国家品牌计划”》一文，在《中国广告》公众号上阅读点击量达到 1.6 万人次。
《〈战狼 2〉40 亿票房背后的营销之秘》一文阅读点击量达到1.3 万人次， 此文在杂志上发表时题目改为《〈战狼 2〉51 亿票房背后的营销之秘》， 可见契合时效性发表的文章，新媒体较传统媒体具有更迅捷的传播特性， 纸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时间上虽然滞后，但更具有保存和研究的价值。
2017 年，我受《中国广告》杂志社邀请，以特邀嘉宾及颁奖嘉宾身份，参加了“2017 年中国广告年度大典颁奖盛典。
2017 年还有一个小插曲，9 月7 日，我在《中国广告》公众号上，看到一则由杂志社发布的严正声明： 某网以“第五届中国数字营销大奖” 名义，在业内发布消息，筹办与《中国广告》杂志社类似的奖项，并刊载《中国广告》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广告年度数字营销大奖获奖名单”， 移花接木，混淆视听，严重侵犯了杂志社的利益。我看到这则声明后， 立即将该声明在朋友圈转发，并撰写相关文字对当事者予以劝解，同时马上专门撰写文章《品牌是可以窃取的吗？》，并在《中国广告》公众号上及时发表，以维护《中国广告》的合法权益，引起圈内同行的强烈关注与舆论支持。
2017 年 11 月，我在《中国广告》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一盘有毒的“番茄炒蛋”说起》。这篇文章，是针对一个引起刷屏现象的“番茄炒蛋”信用卡广告视频，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同年，我在全国广告学术会议上，以《浅谈微信内容营销的价值导向》为主题演讲，对这则“番茄炒蛋”广告提出了营销价值导向“有毒”的观点，得到了现场好多学术界老师的肯定，这篇《从一盘有毒的“番茄炒蛋”说起》的文章，还被一个“企鹅FM”大 V 制成音频发表，并与《财经天下周刊》王言虎的观点不谋而合， 播放量达到1.2 万人次。但学术争鸣、百花齐放，并非想象的那么纯粹，我的文章大部分发表于《中国广告》杂志“广告批评家”专栏，批评难免会刺耳，但这篇文章的影响力之大，让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袭来，发觉有时候说真话很难，因为真话可能会对某些人造成负面影响，于是，我的写作热情锐减。
2018 年，我只发表了《中国广告》张总编的一篇约稿——《世界杯的借势营销》，发表于《中国广告》杂志第 7 期上。
2021 年，《中国广告》杂志 40 岁了，得到《中国广告》杂志约稿邀请，让我谈谈与《中国广告》的故事， 觉得有很多话要说，我便如实写出我对《中国广告》杂志 29 年来的热爱，同时，这 29 年也正是我浸淫广告业的 29 年。
从我第一次与《中国广告》结缘， 直到现在，这 29 年中，真正与《中国广告》杂志有密切关系的是 2012 年至 2018 年，我在《中国广告》公众号及中国广告官网共发表了 51 篇文章，总字数达到24 万字左右，在《中国广告》杂志上，先后发表了 27 篇文章，总字数约 13 万字。
写作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我的另外 2 篇文章，还入编了 21 世纪全国高等院校公共课精品教材，前后有 5 篇文章入选广告方面的专著中。
我在《中国广告》杂志公众号上发表的作品，如《从 papi 酱到薛之谦看 2016 网红营销新趋势》《〈战狼 2〉40 亿票房背后的营销之秘》《从“中国品牌日”到央视“国家品牌计划”》《〈非诚勿扰〉与商标抢注制》，都是研究即时热点现象，找到独特角度，做出深度剖析，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他如《〈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意味着什么》《世界杯的借势营销》《冤还是不冤？ 从冯小刚“潘金莲”式的“冤”营销谈起》《李连杰为什么甘愿被马云打趴 ?》《巨型滑梯的话题营销》《自媒体的六月大地震：从万达欲起诉某自媒体谈起》《如何看待创意被抄袭： 从 2016 戛纳国际创意节中国军团身陷抄袭门说开去》《洪荒之力如何变成广告之力》《论“时事性文章”是网络转载之“坑”》等文章，单从题目看，就有吸引人阅读的欲望，也由此可见文章选题与时效之重要。
我希望《中国广告》杂志越办越好！
也希望能为《中国广告》杂志继续献出我的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