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秋冬，天气很冷，每个非周末的晚上，我都泡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里，那里比宿舍暖和。我读的是法律专业，但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 要溜到经济管理类书架前寻找广告类的书籍。能找到的很少，《中国广告》杂志是能读到广告知识最多的书刊之一，我一期一期地找来，一页一页地读，仿佛一个逃学的少年，贪婪地偷看着不该看的东西。

为什么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对广告知识丰盈的《中国广告》如此热衷？当时，我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了上海电台的广告策划班，为电台的客户撰写广播广告文案，不少文案被电台选中播出了，其中一个作品（狼牌运动鞋）还获得了全国广告一等奖。这段课余生活的小小成就，令我对广告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像中毒一样，让人痴迷，并渴望知道跟它相关的一切，而且，越了解就越痴迷…… 大学毕业时，我谢绝了市政府、国有大企业的法律岗位工作，也放弃了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机会，一头扎进了广告行业。先是跟随邵隆图先生做创意，不久（1993 年）就和刚从电台广告部退休、有上海“广告皇后”之称的唐可爱女士，以及唐咏等几个同学一起，创办了上海最早的民营广告专业代理公司——上海丽人广告公司。几个二十多岁小青年，挟着一个老太太，短短几年，就把一家默默无闻的创业公司做到上海广告业的前十名、中国广告业的前五十名。记得 1995 年，我们第一次参加中国广告协会主办的全国广告大赛，我带领的创意团队拿下 6 个全国奖，是上海广告公司里最多的，作品被刊登在《中国广告》杂志上，感觉这是一份莫大荣耀。

比得奖更让人陶醉的，还是对广告知识的汲取。为客户定策略、想创意，需要你比客户更加专业、懂得更多。我们尽全力找来市面上能找到的各种广告书籍，坚持学习，谁要是得到一本新的广告书（奥格威、乔治·路易斯，或者台湾地区翻译的广告书籍），就会先偷偷地“饱餐”一顿再分享。内部培训也如火如荼地开展，每半年我们会把公司团队拉到一个宾馆里搞封闭式培训，请行业内最好的专家来讲课，当时，《中国广告》主编陈樑老师是“丽人广告”培训讲坛上的常客。

后来丽人广告公司转型传媒业， 以中润广告之名开始上海报纸、电视的广告代理，业绩颇丰，成为上市公司新华传媒的一部分。

在广告业萌芽期、广告公司初创期的那些年，我们对知识的渴求、对智慧的探究、对解决问题的兴趣， 一直影响至今，成为我们学习、成长的习惯。

通过广告为企业服务，我发现广告并不能解决企业的全部问题—— 企业的营销、经营面临的问题更多， 比如产品、促销、公关、政府关系、乃至企业管理、战略等。我 2004- 2005 年去英国学习市场营销，归国后没有回到广告公司，机缘巧合进入旅游行业负责市场营销，这既为我的职业生涯展开了另一种机会，也使我得以把广告经验用到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中。

我先在华住酒店集团（当时叫汉庭集团）担任高级市场总监，2009 年又进入携程，其后十年担任了市场传播、营销创新方面的管理者。尤其在携程从传统呼叫中心、PC 模式转型移动互联网模式的过程中，以“携程在手，说走就走”为创意，重塑了携程的品牌形象。“说走就走”，是一种生活态度或文化类型，巧妙地与携程手机 App 预订的便利性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超级话语符号，也成为携程最值得珍视的品牌资产。

现在 , 我的工作更多在于研究怎么实现品牌战略与企业战略的合一，思考、实践如何通过品牌、客户导向思维推进企业管理、达成企业目标。广告从业时期养成的好奇、探究的学习习惯，推动我在知识寻求、成果追求上永不停步。

转眼间，《中国广告》创刊 40 年了，它是给予我启发、满足我渴求的行业导师和精神陪伴者。广告行业这些年变化太大，广告的涵义、广告的内容、广告的形式、广告的介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新，但广告作为一种知识产业、智慧产业，只要广告从业者乐于求知、勇于创新，把广告的创意设计思维升级为商业的顶层创新思维，就能一直为企业、为经济、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

感谢《中国广告》，加油，中国广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