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太久。那时候我还没开公司，还没做广告，还没上大学，我只是一个少年，还只是在听着“燕舞燕舞”，在看着“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在向往着“味道好极了”的咖啡中接触广告，可是《中国广告》已经诞生了！

《中国广告》影响了中国广告40 年，也影响了我们这些广告人。

我是 1996 年在上海广告有限公司入的行，那是中国最早的广告公司之一，也曾是中国唯一可以做境外公司境内业务的广告公司，据老人们说， “复印机一响，美元进账”。可我进上广的时候，“仅此一家”成了过去式，公司已不复盛况，所以招了一批新人尝试创意代理生意。我就是在此时，第一次读到《中国广告》。《中国广告》为一个广告新人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知道还有一个组织叫 4A， 有很多的优秀国际广告公司，有一家最牛的 4A 创始人叫大卫・奥格威，还看到许多有趣犀利的创意作品，非常热闹、有腔调的行业会议，最令我向往的行业盛会叫“戛纳”，我第一次看到那句“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 的口号。在换了四五个行业之后，我终于打算定下来，心想：“一辈子做个广告人也不错。”

1997 年，在我 30 岁生日那天， 我进了上海奥美。虽然上广对我也挺好，刚进公司，不到半年，就升我这个新人做创意组长了，可还是抵挡不住我去奥美看看的虚荣心。事实上， 进奥美让我获得的，除了虚荣心的满足，更多的还是专业能力上的提升。奥美有不少广告方面的书刊，包括英美、中国港台地区的，可《中国广告》上的文章依然是我每个月必看的。

2003 年初，我创办了上海胜加， 我们的第一个客户是方太，凭着我们的专业和努力，获得了方太的长期信任，也赢得了不少与国内知名品牌的合作机会。但是在创业之初，中国的本土广告公司在创意领域的地位还是比较低的，这和中国本土品牌的地位有关，国际大品牌已经和国际 4A 公司形成了长期的全球合作关系，我们没法参与这种竞争，而本土的头部品牌也往往更倾向于找国际 4A 合作， 尽管 4A 并不重视它们。幸好还是有一些本土的头部品牌更看重实质，比如厨电类的方太，家电类的海信，文具类的得力，等等。

胜加的突破始于 2015 年。那时候互联网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广告》也已经讲了好多年的数字广告，数字广告的增速也越来越快，客户都在找数字广告公司，他们担心网络会颠覆他们的行业，4G 网络普及了，手机不再只是打电话的工具。那时候杜蕾斯是方太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因为一条图文就有 10 万 + 的关注。可是方太不一样啊，不一样的行业，关注度低太多，话题性低太多， 购买频次低太多，但这更激发我们做创新的尝试。那次，我们做了一个系列四条“假广告”的创意视频，一开始观众以为是洗发水、护肤品、眼药水、咳嗽药水，最后神转折，竟然是卖油烟机的，引得观众大呼“有趣”， 说没想到广告还可以这样做。最终这波广告获得了超过 5000 万次的点击观看。以核心内容通过社交推广，形成一个一个圈层的有效到达，引起大众的关注，这样的模式是由中国广告人开始实践的。从此中国的广告创意有了自己的玩法。胜加在 2017 年还为方太做了一波《词赋中秋》的社交传播，三条视频，三阕词，古风古韵的诗情画意，竟然在现代社会的中秋佳节引起都市年轻人的极大兴趣。2019 年，方太又一次引燃了互联网， 一条打动人心的《油烟情书》，再次成就了刷屏级现象，超过 8000 万次的点击观看。我那时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品牌的文化自信》，是的，中国品牌站起来了。

在中国广告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本土创意广告的代表，我们也开始了和国际品牌的合作，无论杜蕾斯的品牌重塑，还是 Timberland 的社交传播，都展现了国际品牌对胜加的认可。其中，Timberland 的广告视频还被投放到整个亚太区。

2020 年疫情中，我们的表现同样出彩，《后浪》三部曲破圈之作， 知道 B 站的、不知道 B 站的，都在朋友圈刷这条视频，超过 1 亿次的总播放量，超 40 亿次的全网曝光量。

B 站从二次元人群走向大众，更多的人了解和使用B 站，B 站的股价也冲上了新高。因为《后浪》，深圳特区成立 40 周年时，相关政府部门也找到胜加，我们创作的《为什么要有深圳》让深圳刷了屏。我们把这种设置社会公众议题的传播形式称作“公众文本”。我们还为知乎、南方电网、联想、中国平安、中国银联创作了这样的“公众文本”，与时代共振。从 2015 年至今，胜加获得了 361 个国际国内的广告奖项，其中全场大奖12 个。胜加的成绩只是中国本土广告创意行业的缩影，我们在走一条属于中国广告人自己的道路。

中国广告有自己的使命，中国的崛起需要自己的超级品牌，承载和输出中国价值观。《中国广告》40 年， 中国广告依然有惑，有惑才有创新， 但中国广告，四十而立了！

 
（孙卫东，上海胜加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